不久前在张江举行的一场合成生物学产业高端论坛，吸引了不少政界、学界、产业界的重量级人士参加国信配资，其核心话题却不是技术或产业新动态，而是“如何构建颠覆式创新新范式”。看起来有些务虚，但实际上，它折射的正是上海系统推进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。
正如与会专家所说，如果能以适应颠覆式创新规律的全新范式组织资源、投入资本，那么技术和商业的成功就会自然而然达成。反过来，前沿科技正面临的一大挑战，就是越来越多资本在远离早期项目，根本原因在于经典的创新范式逐渐落伍了。
前沿技术面临更宽更深的“死亡谷”
合成生物学是未来产业的热门赛道，许多高校院所的科学家、包括投资机构，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此。简单说，合成生物学就是通过基因编辑等工程化方法，设计或改造微生物及细胞，使它们能像工厂一样生产药物、化学品或是其他高价值分子。
尽管前景非常光明，但在世界范围内，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整个前沿技术领域，已然走到了十字路口。按照出席论坛的前诺和诺德基金会高管贾尔斯·杜德利的说法，由于风险过高，越来越多风险投资机构将介入时机延后，导致全球种子轮融资大幅下滑，今年上半年更是创下近10年新低。而风投的退缩，让不少早期项目陷入被动。
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总经理魏凡杰国信配资
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总经理魏凡杰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。他说，科技创新的“死亡谷”，也就是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的高风险阶段，正在“变宽变深”。无论生命科学、商业航天还是核聚变，这些领域的投资越来越大，回报周期越来越长，投资者也越来越谨慎。
种子轮融资规模的骤降，在欧美国家表现得更明显。相对而言，受到国家“投早投小投硬科技”的政策引导，近年来国内早期投资、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活力远胜于国外。但无论如何，抛开“看得见的手”的效应，我们仍然需要帮助早期项目解决一个关键问题，那就是当下该如何去做创新。
“核心出路就是改进创新系统，特别是从外部导入人才和资源，与科研人员‘共同驾驶’，提升成功的几率。”这是杜德利给出的方案，也代表了很多业内人士的看法。
创新组织模式提升早期孵化成功率
作为国内合成生物学领域备受瞩目的新型研发机构，去年4月组建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，正在探索有别于传统的创新范式。中心理事长、战略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、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院长金勤献在论坛上透露，中心正以新的组织形态，将本领域的技术、人才和资本链接在一起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，就是通过海选筛出最具前景的项目，在早期就为其配足资源。一年来，中心已从数百个候选项目中遴选出了5个潜力项目，今年预计会再增加5个。
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理事长、战略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金勤献
金勤献说，这套做法的关键在于，逆转“技术-工程-应用”的传统创新路径，转而在起步阶段就进行商业定义，确定最终的价值落脚点。同时，在项目培育时，为科学家配备项目经理人、企业管理者，从而补齐教授的能力短板、突破“象牙塔”的局限，在早期就为项目引入足够多的外部资源。“我们构建的创新生态，核心是提前预判和布局、高通量的人才筛选和供给，以及体系化的赋能。”金勤献说，通过这样的模式，可以降低创新成本，哪怕“死亡谷”变宽变深，依然可以保证相当的成功率。
在魏凡杰看来，当前，推动颠覆式创新不能再依靠互联网时代的那种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，而是要采用“机构化创业”的模式。或者说，投资机构需要在更早期就参与关键技术的识别和迭代。目前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的直投项目虽然资金量不大，但他们深度参与了早期策划的全过程。同时，基金还在构建一个社区型的创新平台，将汇聚多个未来产业领域的各类人才——科学家、创业者、职业经理人等，希望通过人才自由组合，跨界碰撞出新的投资机会，提升“纸变钱”的效率。
金勤献强调，除了追求商业上的成功，探索颠覆式创新的范式跃迁，还可让中国在这一轮创新大潮中成为全球早期项目的孵化中心。魏凡杰表示国信配资，作为国资背景的投资机构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的愿景是创造一个促进“涌现”的生态环境，使得高技术项目形成的节奏从过去的“进化”加速到“物种大爆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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